这个曾在亚洲锦标赛斩获铜牌的明日之星，本该在赛场上绽放光芒，却在长达数年的地狱般折磨中，耗尽了最后一丝生的希望。
而施暴者，竟是她最该信赖的教练金奎峰和队医安珠贤。
2019年新西兰集训时，仅仅因为多吃了一个桃子没汇报，崔淑贤就被安珠贤堵在楼道里疯狂扇耳光，二十多分钟的拳打脚踢，直接打断了她的肋骨。
而金奎峰就站在一旁悠闲喝咖啡，等安珠贤打累了，才慢悠悠地开口：“哭什么？队医是为你好。”
这样的暴力只是常态。一次和队友偷吃面包被发现后，金奎峰直接买来400个面包，逼她们跪在训练馆里往死里吃。
崔淑贤吃到胃痉挛呕吐，金奎峰竟让助理清理完呕吐物，拿着鞋子抽打她的脸：“吐完继续吃，撑死也得吃完。”
为了控制体重，他还将崔淑贤锁在器材室，三天不准进水进食，录音里满是他的辱骂：“你这种精神病，就该饿着才有状态。”
身体暴力之外，还有更龌龊的侵犯。
队医安珠贤常以“理疗”为幌子，在医务室肆意抚摸她的胸部和大腿；更强迫她陪赞助商喝酒，喝醉后直接将她塞进陌生男人的房间。
崔淑贤不是没有反抗过，她曾报警、向大韩体育会体育人权中心投诉，甚至向国家人权委员会求助，可在封闭的韩国体坛体系里，这些诉求全都石沉大海。
那些本该保护她的机构，成了施暴者的“保护伞”，投诉无门的绝望，最终压垮了这个22岁的姑娘。
可能有人会觉得，这只是个别教练的恶行，但事实证明，崔淑贤的遭遇，只是韩国体坛黑暗的冰山一角。
冰山一角
早在2013年，一位前女排国手勇敢站出来爆料。
她称自己在队里长期遭受教练性侵，好不容易熬走这位教练，新上任的教练竟换汤不换药，继续对她实施侵害。
她向队内反映，负责人却只劝她“忍一忍，为了成绩牺牲是应该的”，甚至暗示她“不听话就只能坐冷板凳”。
连奥运冠军都难逃这样的命运。
短道速滑天才沈锡希，15岁斩获世青赛五冠王，17岁站上奥运领奖台，可从2014年开始，她被主教练赵载范性侵长达四年，有记录的性侵次数就超过30次。
训练中稍有不满，赵载范就对她拳脚相加：2017年用坚硬的滑冰器材猛击她的头部，导致她头破血流；2018年平昌冬奥会前夕，她被打得脑震荡，却只能带着伤痛站上赛场。
更让人发指的是，这种暴力和侵害不仅针对运动员，连队内的女老师都没能幸免。
有女体能师爆料，自己曾被醉酒的教练堵在训练馆，遭受了暴力侵犯，事后教练还威胁她“要是敢声张，就让你在体育圈彻底消失”。
为什么韩国体坛如此黑暗呢？其实是韩国的制度性问题。
制度悲剧
在韩国体坛，“唯金牌论”早已根深蒂固，潜规则就是“只要能获奖牌，教练的暴力就可以被正当化”。
这种价值观，直接固化了“教练即皇帝”的集权模式，运动员大多十二三岁就进专业队，从训练到生活全听教练安排。
教练掌握着他们的参赛资格、资源分配甚至职业前途，在绝对的权力面前，运动员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。
更可怕的是，韩国社会传统的“前后辈文化”，在体育圈发生了恶性变异。
原本的礼仪尊重，彻底异化为前辈对后辈的绝对支配与奴役，教练作为“前辈中的前辈”，更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。
巴黎奥运会羽毛球女单冠军安洗莹就曾自曝，进国家队后长期给前辈洗衣服、打扫房间，连穿什么鞋子都不能自己决定，受伤后仍被要求上场比赛。
这种等级制度形成了封闭的权力链，运动员一旦进入这个体系，就只能任由摆布，想要逃离，就意味着放弃所有努力和梦想。
最讽刺的是，韩国体坛的监督体系形同虚设。
内部审查全是走过场，像“体育市民联盟”这样的民间监督机构，反而成了揭露丑闻的主力。
一位前国家游泳队教练，2015年因施暴及猥亵被暂停职务六个月，次年就重返岗位担任联盟指导委员。
这种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，只会让施暴者更加有恃无恐。
说到底，想要改变这种现状，绝非惩处几个教练那么简单，关键是要打破这种封闭的权力链。
建立独立于体育协会和运动队的第三方审查机构，让监督真正发挥作用，让运动员的诉求有处可寻，让施暴者付出应有的代价，才是避免更多悲剧发生的唯一出路。
可遗憾的是，截至目前，韩国体坛的改革依旧停留在表面。
2025年，奥委会主席柳承敏还因赞助奖励制度的程序瑕疵被民间组织调查，暴露出体育界的利益纠葛从未停止。
封闭的权力体系没有被打破，“唯金牌论”的价值观没有被扭转，谁也不敢保证，下一个崔淑贤会不会出现。
那些在训练馆里流淌的泪水和鲜血，那些被践踏的尊严和梦想，都在无声地质问着韩国体坛：
当体育沦为权力寻租的工具，当金牌需要用青春与尊严来换取，这样的“荣耀”，还是“荣耀”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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